华语影史经典《悲情城市》4K修复版公映丨-V

1989年，史诗级电影《悲情城市》横空出世，为华语电影摘下第一座威尼斯影展金狮奖最佳電影奖。这部电影是导演侯孝贤首次突破个人记忆叙事之作，也是他艺术风格的集大成之作。33年后，4K数字修复版《悲情城市》于2月24日公映，新经典文化也同步发售珍藏版剧照书。《周末画报》独家专访修复版出品方执行长褚明仁先生，讲述这部划时代的里程碑之作当年的趣闻轶事，以及它对历史、回忆，乃至整个华语电影的深远影响。

《悲情城市》修复版预告片

2月14日，《悲情城市》当年参与拍摄的剧组团队在中国台北齐聚一堂，现场非常热闹，恍若33 年后的同学会一样。梁朝伟也惊喜出席首映礼，这是梁朝伟时隔十年再度来到台湾。在致词中他提到导演侯孝贤的提拔，带他开始接触文学作品，是人生中无法抹灭的一段恩情。

梁朝伟聊起往事，非常感慨。说自己当年每天要从台北坐车去九份拍戏，来回三四个小时，就和侯孝贤在车上讨论表演和文学。

梁朝伟说他第一天拍《悲情城市》的时候，做梳化的淑珍姐分享了一盒凉面给他，于是他在剧组就天天吃凉面。这天首映会结束后，剧组大家夜宵，梁朝伟又吃到他心心念念的台湾凉面了。

《悲情城市》是中国台湾电影史上里程碑意义的史诗巨片。侯孝贤通过长镜头和中远景而选择的旁观者立场，更让他的电影超脱了一般的自传视野，深刻的历史审视震惊了中外，获得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西阿克特别奖。2022年，釜山国际电影节评选出百大亚洲电影，《悲情城市》(侯孝贤，1989)位列榜首。

《悲情城市》的获奖一定程度上开启了20世纪90年代后台湾电影的“国际影展”之路。《电影手册》影评人出身的大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总结了侯氏电影的意义：这证实了中国电影能同步于现代电影，并且将自此同步于现代电影。

侯孝贤的影片有一种强烈的独立自觉的台湾意识，蕴积着深厚沉潜的文化自觉。电影用诗化叙事风格，与观众们一起来凝望和回眸过去的岁月。在与电影修复版出品方执行长，同时也是这本书的主编褚明仁先生的独家专访里，他讲述了这部划时代的里程碑之作背后的趣闻轶事——

“今天之前，这个故事你从没听过，也不敢讲。”80年代的影片封存了40年代的庶民故事。人们看得恍如隔世，懵懵懂懂。

图片出自《悲情城市经典剧剧照书》，摄影：陈少维

“在《悲情城市》之前，台湾电影没有入围过欧洲三大影展的主竞赛。”褚明仁首先谈起了影片的起源。彼时，制片人邱复生在戛纳买卖新片，每每看到影人走红毯，都会感叹，“台湾电影何时也能入围主竞赛，走红毯。那是他最大的雄心。”于是，新电影的推手之一陈国富，便把侯孝贤推荐给了他。侯孝贤提出了“悲情三部曲”的构想，邱复生随即决定投资，因为这个构想如此有意义，“即使不得奖，也可以留给子孙后代。”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就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影片。

喜出望外，却蓄谋已久。

“想要拍到入围三大电影节的水准，必须要在声光技术方面跟人家齐头并进。”侯孝贤在拍摄《恋恋风尘》时就想和录音师杜笃之尝试同步录音，可摄影机的马达声实在太响，即使用棉被包裹也依然嘈杂，便只好作罢。“后来王正方拍摄《第一次约会》，带了一位可以做同步录音的美国录音师。杜哥（杜笃之）自告奋勇，去跟这位外国录音师学习。”尽管由于设备限制，这部影片最后只做了半套同步录音，杜笃之却为下一部的《悲情城市》积累了经验。邱复生找到阿荣企业的林添荣，让他引进一套静音型Arriflex BL4s摄影机，租借给《悲情城市》拍摄。那是台湾的第一套。正是这套设备，成就了《悲情城市》的声音，也成就了华语电影的辉煌。

图片出自《悲情城市经典剧剧照书》，摄影：陈少维

“后来邱先生来内地拍《大红灯笼高高挂》，甚至徐枫（监制）拍《霸王别姬》，还有叶鸿伟拍《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这些合拍片都是用这套摄影系统来完成的。”同步录音的技术就此在华语电影圈蔓延开来。侯孝贤让杜笃之开一个设备清单，用《悲情城市》的奖金为他购置了全台第一套完整录音设备，第一次使用，便是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时至今日，这套设备依然被安置在杜笃之的公司里。

图片出自《悲情城市经典剧剧照书》，摄影：陈少维

图片出自《悲情城市经典剧剧照书》，摄影：陈少维

新技术让《悲情城市》在电影美学上有了无与伦比的新鲜感。“记者场看完以后，我们问外国的媒体影评人的看法。他们觉得说，哇，这个时代背景有点复杂，但普遍都觉得美学这方面是做得非常好，那种长镜头，不介入的方式，自然的美学。”

曾经是电影记者的褚明仁回忆起自己在威尼斯电影节的经历，“当时评审团里有一位内地来的评审，就是谢晋导演。我们记者常常找他问，他也知道我们的目的，所以一开始都是打哈哈，有点‘尔虞我诈’，可是最后也混熟了，他就讲了很多真心话。他觉得这个片子真的不简单。评审团主席是俄国导演安德烈·斯米尔诺夫，他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得奖后的酒会上，他说大家看到这里面有像唐诗一样的诗意。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廖桑（剪辑廖庆松）就很得意。他跟侯导磨炼合作，已经磨出了一套自己的方式，用大块的剪接，觉得有杜甫和李白的意境。所以他听到这些话，觉得找到了知音。”

《悲情城市》在台湾上映之后，获得了不错的票房。“一个是冲着威尼斯影展，一个是它浓浓的台湾本土色彩。日治时代人民的衣食住行，用了很大的功夫去考据，今天回来看，就像一个时空胶囊。”时代背景下的普通家庭，被侯孝贤真实地拍摄了下来。

“他其实很多电影不是讲宏伟的大历史，常常是用一个家庭，他只是透过这个家庭让我们看到这个历史。这家人的男丁，大哥陈松勇中弹身亡，老四梁朝伟被抓走，老三高捷头脑也坏掉了，但你看最后一场戏，大嫂陈淑芳叫大家准备吃饭，吃饭就是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质朴的内容和美学的新颖，给当时的观众带去了冲击和亲切。演员用最自然和真实的方式说话、走路。“新电影是对教条式电影的反扑。当时社会在慢慢解严，这股洪流是压不住的。新电影也一样，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必然之下产生的《悲情城市》保存着两段不同时期的历史，终将在33年后的今天，产生新的魅力。

您期待年轻一代

会有什么样不同的反应？

褚明仁：《悲情城市》很难得的，就是里面的语言。林文雄这个角色，演员陈松勇是闽南语电视剧里的演员。他看上去是一个很粗犷的人，但他小时候学过汉学。今天讲的闽南语，以前是河洛话，是唐朝的古音。所以我们用闽南语来念唐诗，那个韵脚是非常契合的。陈松勇念过私塾，会用这种汉语。我们看到里面他满口粗口，在那个国民党压抑的统治底下，你讲粗口，当时觉得特别亲切，特别爽快。这种语言是33年前那一辈的。今天的年轻人，很多台语已经没办法讲那么溜了。上次我们放映，年轻人反而觉得里面有种新的亲切和感动。我去年做《少年吔，安啦！》的经验就是，要把复刻做好，就是要考虑怎么“转译”。要让年轻一代来看经典，很大的工程就是“转译”，怎么让旧的东西得到共鸣，如何将一个老电影赋予新的意义，然后用什么角度和当代的这些年轻观众对话，吸引他们来看。我做的这两部经典的影片，反应的都是台湾斯土斯民的生活，经过影像来还原。上次我们放映时，很多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看了很感动，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历史，这样才会深刻地去热爱自己的土地。

照片提供：新经典文化，摄影蕾蕾

这次《悲情城市》

做了哪些修复？

褚明仁：它其实是一个数位调光版，噪点是没有修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片子的底片在东京保存了二十几年，恒温恒湿状态。后来那边仓库满了，问制片人跟出品人邱复生先生，要不要先领回去。邱复生就把它领回去，再放到香港。那里有一个恒温恒湿的仓库，很多有名的片子都放在那边寄存。所以它的底片状况是非常好的。邱复生先生就想说，那我们先把它数位化，在做调光。结果调光以后，他发现这个看起来味道更接近胶片。我们就再找廖桑，当年就是他调光的，他就把它再调回来，他觉得底片那个光有点太粉嫩，像日本爱情片，跟这部的通调不符。声音方面，杜哥也去掉了一些杂讯。

图片出自《悲情城市经典剧照书》，摄影：陈少雄

图片出自《悲情城市经典剧照书》，摄影：陈少雄

这本剧照书里有什么

特别推荐给读者的吗？

褚明仁：这些剧照是专业剧照师陈少维先生拍摄的，当时有彩色和黑白的。彩色的很不幸，影片发行完之后没有留。那还好黑白的有留。陈少维先生说，当时侯导跟他讲，底片要留着哦。多亏陈少维先生保留了下来。我们33年后再重新冲洗。除了剧照，还有工作照，可以看到当时他们拍摄的环境，绝对是有情怀的。这些就是我讲的，戏里戏外，这个过程，也像时空胶囊一样保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