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一个对文人非常温和的朝代，可以说生活在宋朝的文人是历朝历代文人当中最为幸运的一代了。因为宋朝开国后不久就定下了以文抑武的国策，所以宋太祖早早就定下了规距：只要不谋反，一概不得杀文臣。这其实就相当于文人有了一张比丹书铁券还要靠谱的免死金牌了——因为这相当于是普遍性的法律规定了。
相比其他朝代，要么是文字狱，要么是其他的什么风险，宋朝文官几乎是绝对安全的——因为也没有几个文官想不开去谋反。因此，即使是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的死对头，斗得最厉害的时候也只是互相打嘴仗，最后都能全身而退。但是乌台诗案是个例外，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差点儿因为自己的诗被处死！
乌台诗案的大概意思，就是苏轼写了一些诗词，并且传播广泛。当时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就向宋神宗上报。宋神宗勃然大怒——这在宋朝历史上也是非常少有的，宋朝皇帝大多不会对大臣发脾气，然后吓得苏轼给自己写了遗书，甚至准备跳水自杀，不过最后宋神宗还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把苏轼贬到黄州当了个小官了事。
现在我们站在文人的角度来看，苏轼就是乌台诗案的最大受害者，莫名其妙的被宋神宗恫吓一场，甚至被逼得差点儿跳河自杀，他当然是这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了。但是，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如果站在当时宋朝的朝廷利益来看，苏轼真的是乌台诗案的受害者吗？一开始对他的判决真的有冤枉他吗？
苏轼生公元1037年，而乌台诗案发生在1079年，王安石变法则发生在公元1069年——公元1085年之间。为什么要介绍王安石变法的时间 呢？因为乌台诗案很大程度上是和王安石变法联系在一起的。王安石是坚定的变法派，他主张对宋朝的制度进行改革；而苏轼和司马光则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错误的。
而当时的皇帝宋神宗则是王安石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将王安石变法的意志转变为了宋朝的国家意志——即全国范围内实施变法运动。公元1069年的时候，距离靖康耻只有50多年了，宋朝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开始集中的爆发了，而所有的社会危机当中，以宋朝的财政问题为最大。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方向，就是给宋朝的国库挣钱。
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有些地方的钱多了，有些地方的钱就会少；有些地方的钱少了，有些地方的钱就会多。当时的宋朝也并不是没有钱，只是财富绝大部分集中到了世家大族手中，基层老百姓手中所持财富的购买力大大下降。所以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如何防止商人和大族投机倒把压榨老百姓的财富，并财去措施增加老百姓致富的机会。
但这势必影响到商人和大族的利益。比如王安石实行青苗法，核心内容就是官府在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向老百姓低价贷款，然后等老百姓收获后再还钱。这就防止了老百姓因为高利贷而卖身为奴，保证了农业生产的稳步进行，但同时也伤害了大商人和大族的利益，使他们放高利贷赚的钱有所减少。作为保守派代表，苏轼写诗这样讽刺青苗法：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说老百姓借了钱，有一半的钱花在城里买奢侈品了，也就是青苗法其实没啥用。这样的说法是真是假？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肯定是有一定的理由的。不过我们从现在的农民来看，对于奢侈享受的花费，大多数农民还是很有自制力的——而且他们尤其讨厌借钱。这样的情况下，苏轼见到“一年强半在城中”反映了几分事实，就不得而知了。
王安石的另一个为国家增加财产的办法，那就是将盐的买卖收归国家监控。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盐是生活必需品，如果交给私人经营，就可以被商人们以利益追求炒作到天价——历史上有很多造反头目都是私盐商出身，比如黄巢、张士诚等。王安石用官营的办法，一方面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则增加了财政收入。对此，苏轼这样讽刺：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意思就是王安石将盐归官营之后，导致老百姓三个月都没有办法吃上盐了。这是不是事实呢？也许是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下面的官员不给力，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即使是王安石不实行这个变法，老百姓照样吃不上盐，私商的盐，普通老百姓想吃得起？那是不可能的，盐是给有钱人吃的，而变法之后，官员负责一点儿的地方，老百姓还有更多的机会吃上食盐。
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当时各种变法已经被宋神宗推为国家意志了，而苏轼也是宋朝的官员、宋神宗的臣子。他却写诗反对宋神宗，而且不是在朝堂当中反对，是在民间反对，这就给新法的推行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实际上这相当于苏轼吃着宋神宗的饭，砸着宋神宗的锅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轼并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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