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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故事的人发表的第1162个作品
文字：宣同珍
除封面图外，文中照片由作者提供
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面对来势汹汹的病毒，原计划赴韩报到的中国留学生，近半数未按期入境，有人选择休学，有人选择在线听讲。与之相似的，在中国的韩国留学生和企业职工，同样面临着延迟开学、延迟复工。对于聚居在北京五道口、望京地区的韩国人来说，眼前的中国与身后的故土都陷入非常时期，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增添了陌生新奇，也多了困扰与忧虑。
我们的实习编辑宣同珍，作为一个北京朝鲜族人，记录下身边数位在华韩国人的现状。一场疫情给他们带来的改变，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比预期得更为久远。
1
安静的五道口
一月中后旬，在黑龙江过春节的金秀爱，看到武汉发生严重疫情时，并没有特别紧张。直到她回到北京，发现北京比平日倍显空闲安静，才有切身的体会。
金秀爱是一个在华韩国留学生。与大部分留学生家庭不一样的是，她妈妈是朝鲜族人，爸爸才是韩国人。中韩建交后，父母相识恋爱，婚后生下了秀爱。由于母亲的籍贯在黑龙江，她这次去黑龙江，主要是为了看望姥姥和姥爷。
在韩国还没有发生大规模感染时，她的韩国朋友几乎都回国了。回北京后，秀爱受其中一位朋友照顾家猫的委托，暂时住在五道口华清嘉园的一屋里。
上网课时，跳到桌子上的猫
往日，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在五道口的酒吧和餐厅玩乐，特别是以韩国留学生居多。他们多爱抱团，会在酒吧门口前一起抽烟说笑，在灯红酒绿的照射下显得极度放松无谓，甚至到了凌晨两三点还有聒噪的打闹。如果没有疫情，现在的五道口会多些身着棒球衣骑电动车的韩国学生。
秀爱并不是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然而性格外向的她，也因不能出门和朋友见面而感到难受。“有些东西，是微信所无法替代的。”即便在家很难规划时间和集中精力，她也试着努力找回生活原有的节奏：每天照常做饭吃饭、给猫放粮倒水铲屎、查文献做综述、看些电影和做做运动。
对秀爱来讲，每个礼拜日都很重要。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疫情爆发后，教会不能再组织做礼拜了，为了安全，都改成家庭礼拜。独自在家的秀爱，会在网上找视频做礼拜，一般主日礼拜会有唱赞美诗、祷告、听牧师布道。和平时在教会做礼拜相比，秀爱少了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分享的氛围，但在她看来，“不变的是做礼拜即爱神，亲近神的一种方式”。
除了爱神，秀爱还得到许多韩国侨民团体的帮助，这些团体的正式名称为“北京韩国人会”。疫情爆发后，各省物资紧缺，为此，这些韩国团体会通过海外渠道，在望京、顺义、五道口等韩国人较多的地方发放口罩等物资，来帮助留在北京的韩国人渡过难关。
韩国疫情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新天地”的宗教聚会，包括在网上流传一个视频，一位不戴口罩的牧师，眯着眼睛对信徒们说不要怕被病毒感染，最后还说一句“哈利路亚”。而这一句祈祷已变成微信里的表情包，在网络上铺天盖地地传播。
“韩国国民应该对这些异端保持警惕。”同时，她也并不担心因为邪教的行为而使得周围人对其信仰造成误解。在她看来，投靠邪教者，多为对现实无力或不满而去逃避的人。
而说到现实，由于韩国人口老龄化严重，新冠病毒对众多老年人来讲是致命的。秀爱并没有太多在韩国生活的经历，只是每次回去，会发现“街上的老人越来越多，公交车司机也多是老年人”。
“只希望尽快过去吧，和朋友们再次见面。”她如是说。
2
疫情下的毕业季
2月10日，闵盛所读的大学封校了。面对这一次非同寻常的毕业季，他为留在中国就业感到格外焦虑。
闵盛四岁的时候，就随家人来到北京。他没有读什么国际学校和国际班，而是和许多中国孩子一样，按部就班地上课、考试，也很爱打篮球，直到上大学，才和很多韩国留学生有过接触。但早已“中国化”了的他，习惯上并没有受到影响。
他读的是新闻学，比起读大量的书籍论文，他更擅长有实操性的摄影。读研期间，他常和导师一起组织外出，去中国各地乡下拍摄纪录片，内容多为邻里日常农作和来往、仪式活动等。早在研一的时候，他就打算做一部小纪录片，以作为毕业设计，内容以学校师生的日常为主。“弄成那种大纪录片是很难的，而且，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自己什么定位很重要。”
但疫情忽然砸晕了闵盛，让他感到每一天都不可预测。错过秋招的他，只能在这次更难的春招尽可能抓住机会；即便疫情当下，也不代表毕业设计、答辩等事宜会变得简单。再加上六月末签证就到期了，在此之前，他需要确定工作。
对这一切，“我真的太难了。”他总是重复这句流行语。“但其实现在大家都很难，不是吗。”
封校期间，除了去食堂吃饭，闵盛基本就在宿舍里。“片子剪得差不多的，最主要是看各大企业的招聘信息。”他还是院系篮球队的主力，但读研期间，身体肥胖了不少。借特殊时期的空闲时间，闵盛常去宿舍楼里的健身房锻炼身体，卧推、深蹲、跑步……运动能尽可能让他不太焦虑。有时，他也会去看先前在微博上保存下来的武汉摄影视频，“记录总是有意义的。”
宿舍楼里的健身房
宿舍每天都会有管理员来测学生体温，闵盛的体温总让人哭笑不得。额温枪到他头前，“嘀”一声后，管理员瞪着大眼睛，也不知道问人还是问机器，说：“怎么才31.3度？”有时候，闵盛的“体温”还会飙升到40多度。他会就此拿这件事在一些小群逗乐，群里的朋友回复大多是：你有毒。
本硕七年都在一个学校的他，太熟悉学校的一切。然而，“感觉跟做梦似的，不知道是因为要走了，还是因为疫情，又觉得很陌生”。
一次晚上，他想出宿舍在学校里走走。穿好衣服戴好口罩后，下楼接受管理老师的检查。老师看到这位“重点隔离对象”，拿起额温枪照着闵盛的脑袋。
“36.5度，怎么正常了？”
闵盛和管理老师一相视，笑了很久。
那是他近些天最开心的一次。
3
被改变的生活
京仁说：“疫情对我改变很大。”
和很多韩国孩子一样，京仁在韩国出生，三四岁时就来到中国了。先是在山东度过童年和青春期，山东韩国人虽多，但京仁基本是和本土孩子一起上课学习，大学则是在北京念中文系。按计划，他假期是要回韩国，但因疫情而作罢。
京仁对外界的看法很敏感。在山东上学时，隔几天就会听到如“韩国棒子”、“抄王之王”等歧视性的话。由于同学几乎都是本地人，他不敢说什么。“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称呼，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话不好。”渐渐地，他的性格有些孤僻起来。
但这样的经历没有使他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的自然反应是有距离感吧。”来北京上大学后，尽管有很多韩国留学生，但因为交往和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京仁没有选择强行抱团。即便念的是中文，他更喜欢阅读历史，包括从小听的歧视性词语的历史来源是什么，他都会逐一考究。那时候的他觉得自己有些幸运，因为性格的孤僻能让他不受太多干扰，去读些历史。
在开始知道武汉有人传人的病毒传播时，京仁并没有特别在意，在校外合租屋照常看历史书和纪录片。直到病毒传播相关信息真正疯狂起来，甚至到封城的地步以后，他才感到事情变得不对劲。
随着疫情逐渐严重，各种不好的消息时刻让京仁倍感痛苦和焦虑。他说：“这些消息就像在我的大脑里爆炸了一样”。他想试着看书来转移注意力，“根本就没用，看到密密麻麻的字心情就很乱。”京仁也经常性的失眠，即便是醒来也一直躺着，“很无力。”他还说，“我很少有这样的感觉。”
京仁自己也不清楚过了多少天，心情才缓解许多。
京仁出门散步时，常会眺望家旁的这条小河
一次出门买矿泉水，京仁看到四周排队等候的人群。他结完账后，抬头对收银员说：“谢谢，辛苦您。”“不客气。”收银员笑着回答道。
彼时的他似乎才意识到，自己一直所生活在的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和自己是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是在于他们很努力地生活。”
自此，京仁试着与社会建立联系，比如找一些可靠的渠道去捐一点钱，或者在小区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就稍微鞠个躬，社区人员也会稍作低头摆一下手，以示回敬。这些都会令京仁感到开心。
历史学者罗新的访谈推出后，京仁反复读了很多遍。京仁也渐渐能在关注疫情和读历史书之间有所平衡。他遵循罗新的话，去读《瘟疫与人》这样的书。京仁知道，疫情深刻改变了他原有的生活，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但这种痕迹，使得他“重新面对每一个人和生活”。
4
“是时候复工了”
56岁的朴胜宇，在中国生活工作已有二十多年，他在北方某一个县城的箱包工厂当部长。和往常一样，到春节假期，他就来北京和儿子一起过年。唯一不同的是，今年儿子总会多次打电话嘱咐他一定要戴口罩。
和许多人一样，朴胜宇被疫情的各种消息轰炸。1月23号来到北京后的翌日，就有报道称试剂盒供不应求，紧接着，就是武汉人在全国各地遭到歧视的消息，再接着发生病毒来源探究、一线医疗物资严重不足......尽管朴胜宇在中国生活多年，但早年多依赖朝鲜族同事的翻译，他的中文并不好。这些消息，有儿子和他分享探讨的，也有从韩国的网站上知晓的。几乎任何中国的消息一出来，第二天就能在韩网上看到。
朴胜宇所管理的箱包工厂规模并不大，除了向内地发货，也会往韩国、俄国出口。在家隔离期间，“有不少中国的客户，还有韩国的客户都跟我有电话联系，谁都希望尽快结束并复工，但不免也有直接取消订单的”。由于外国人身份，他所注册住宿登记的县城派出所，会给他打电话询问情况。“以前都会问我何时回来，现在只问我什么时候出去的。”
厂内楼道里，有关预防病毒的宣传板
朴胜宇自认为“这一生过得并不是那么成功”。大学学工商管理的他，在一次实习中偶然遇到一位商人，期间没有过多接触，“只是感觉他的眼光吧，不太一样。”九十年代初中韩建交后，那位商人来了趟北京，看到中国市场的巨大前景以后，就回韩国拉上胜宇一起做生意。
“那时候已经有工作并结婚生子了，对中国的情况也并不了解，但是想试试看。”他和家人商量好、办好护照签证、填好各种表格后，就随那位商人来到中国。在北京顺利建立公司并有生意做后，他就说服家人一起来北京生活。朴胜宇的妻子原先对中国不免带有冷战时期的有色眼镜，但为了家庭完满还是带上孩子一起去了。
公司谈不上很大，但一直很稳定，朴胜宇也一直在努力赚钱养家，一家人的生活“很普通但也不错的”。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公司遭到严重打击，而那位带朴胜宇一起做生意的商人，没有说什么就拿公司剩余资产跑掉了。这场意外使得朴胜宇在家待业一个月，“没了工作，工作签证却还有效，挺可笑的吧。”
所幸在华期间，朴胜宇也结识不少韩国商人，其中一位年岁较高的韩国人愿意接纳他。见面谈话后没多久，他很快就加入到这位韩国商人的工厂管理队伍中去了，也就是现在的箱包工厂。后来这位韩国商人年岁愈来愈高，打算回国养老，让朴胜宇和一些元老一起接管工厂。
后来，大工厂有过两次搬迁，生意照做，但规模变小了很多。2017年4月，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开始运行，虽然不像十二年前的金融危机那般严重，但萨德事件也给予工厂不小的打击。“好多生意没了，做好准备发货的箱包全堆在厂中心的空地，很难处理”。最后，他只能硬着头皮向老朋友借钱渡过难关。直到去年年初，工厂才开始再次步入正轨，但债务没有还清。这些经验教训让他总结出：“国家所做的一切，都与你有关系。”
在隔离生活期间，不同于其他人，朴胜宇没看《切尔诺贝利》《血疫》，看的多是诸如《宾虚》《日瓦戈医生》《出埃及记》《从海底出击》等他从小看到大的经典老电影。他不太想把所有要做的事情都要和当下联系，当然，除了一次：奉俊昊获奥斯卡奖后，他特地看了《寄生虫》。有不少评论认为内容过于夸张，但在朴胜宇看来，“电影里的穷人和富人的样子，跟我在韩国看到的，真的很像。”
朴胜宇和儿子也有互动，会一起聊历史、说笑解闷、戴口罩出门买菜。他也酷爱打台球，但疫情当下许多台球厅早已关门，于是就借用儿子的QQ号来打QQ桌球。儿子曾听母亲讲过，父亲台球水平极高，还在韩国的时候就经常夜不归宿。“儿子看我玩台球游戏，就问我：‘又赢了？’我就说：‘嗯，赢了。’”
而至于韩国国内反对派的反华游行，和就此针对文在寅的弹劾请愿，朴胜宇不无有些愤怒，“为了反对而反对，到底有什么意义，在疫情面前，就不能一起合作吗？”
日复一日，朴胜宇看到北京街上来回的车辆变得多起来，多半是复工的人。他倒没有了太多刚到北京时的苦恼和焦虑，他早已准备好开始返工，以结束这一不同寻常的长假。和同事商量好后，他就开始收拾东西。走之前，嘱咐儿子照顾好自己，儿子也对朴胜宇说千万要小心。“这中间没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是要该做些什么了。”
3月2号上午，工厂派车到北京来接朴胜宇回去。到工厂放下行李，在办公室和卧室收拾消毒以后，他长呼一口气，“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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