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至2015年是都市报类纸媒断崖式下滑的时候，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不曾知道曾经有过一类风行十多年的都市报类报纸，也不曾知道都市报有一个专门跑突发新闻摄影的职位。谭伟山是南方都市报鼎盛时期专职突发摄影记者，从2003年开始专职突发报料热线记者，见证了一个城市无数的暴力、灾难和死亡，一个城市无数的暴力、灾难和死亡在20世纪的中国南方城市。
本文来自近期瑞象馆主办的“现实问题——纪实影像：无名死者”活动，展示和介绍了谭伟山的系列作品“暴力城邦”。评论者为复旦大学社会学教授于海。
对于那些触目惊心的影像，谭伟山是这样叙述的：“不同的人对城市的真实印象是不一样的。大部份人看到的是城市繁华的一面，更多底层的人民生活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黑暗潮湿的出租屋里，他们各自运行着不同的生活法则。而突发摄影记者往往穿梭在这两个世界之中，现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专职突发记者围绕着一个城市的突发和灾难等社会新闻转，其中24小时值班制度就是一个工作特质。我们曾经时刻围绕着车祸、火灾、跳楼、凶杀等事件转。直面苦难便是我们的工作。
人们会从好莱坞动作大片中享受暴力美学的快感，却无法、不愿、不能接受一张真实的暴力照片。这就是虚拟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而现实过于强调摄影美学，会变得不真实，这种反差，带来虚妄感。
在高强度和高节奏的突发摄影工作中，很多死者，我们来不及也没有条件去弄清楚他们的身份与故事。生命的卑微犹如一滴水融入大海，也许我的照片，就是这些无名死者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现实存在。”
以下是于海教授的解读。文中图片都来自谭伟山“暴力城邦”系列。
对于谭伟山的作品，我有感慨也有震撼。谭先生他走到了现场，而这些现场在现实中是不太容易接近的，他拍摄的不是我们常规的生活，像人们结婚、挤公交车、上学或者大家今天听讲座这样平和的场面。大家看到的这些照片，实际上都有风暴。
这些片子当中有一系列的对比，给了照片非常强烈的张力。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死亡。在日常生活中，也会有死亡，大部分的死亡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与死的一部分。生活本来就是没有尽头的延展，但是死亡让延展一下子中断。但死亡事件在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很常见的。
而这个片子告诉我们的不是正常死亡，往往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就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生机勃勃的、充满色彩的“生”背后，还有我们不大愿意看到的，譬如谋杀、跳楼、抢劫、火灾等等。最后看到的那一个镜头非常震撼，照片中的人从四楼开始，一楼一楼挣扎着往下走，我们可以想象照片背后还有多少挣扎的故事，然后整个扶手全部被血所染红的那样一种死亡。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看得到的。
第二个是光明和阴暗的对比。我们生活中大部分东西都是光明的，但是大家看到镜头里面很多是阴暗的东西。像这类阴暗的东西、这种极其困窘的生活状态，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话，就好像我们在岸上没有体会落在水里的感受，我们可能会感到很庆幸。而谭先生把这些阴暗的东西集中地展示给我们以后，是让我们知道生活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正常、光明，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阴暗的东西，可能你或者你的家庭就生活在“阴暗”中，比如每天都要考虑家人生病的医药费问题、孩子读书的问题、学费负担的问题。
但是这种阴暗，一般是没有办法得到社会的极大重视，而且当你不断地申诉，你能得到的同情或者帮助是有限的。这个社会里阴暗的那一部分人（不是心理阴暗，而是处境阴暗），他们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是最特殊的、最个人化的、最不容易被人了解的，所以他们所遭遇的就是每次要获得一点帮助就要耗尽精力，所以他们对世界的感受都在麻木，渐渐会认命。所以这个阴暗的东西也是不容易进到我们大部份人的生活中来的。
我想到的另外一个对比就是白天和黑夜。我们的生活是二十四小时的， 而大概有一半时间是黑夜，是我们并不熟悉的时间。我们绝大多数人小时候会害怕黑夜，不知道黑夜会出现什么、会发生什么，所以一般晚上父母就告诉孩子黑夜不要出去。我们从小被教导着，我们的世界里面就是太阳、阳光、白天、鲜花、阳光下对比非常强烈的光影。至
于黑夜，我们是害怕的。因为谭先生正好是个夜班记者，所以他经常在黑夜出没，黑夜发生的罪恶、不幸、恐惧、不确定和其他种种事件，他都比我们有更多机会去探索。我们的生活实际上是由白天和黑夜组成的，但是我们知道的黑夜很少。而谭先生给我们揭示了那样一面，这就是我说的白天和黑夜的对比。
还有一个对比，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看到正常的东西比较多。我们认为日常生活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按照常规走下去，然后看到自己的父母慢慢变老，看到自己的一些变化成长。然后那种突然掉下来的幸运或者不幸，绝大多数人是碰不到的。谭先生让我们见识了正常的另一面，就是突然之间的崩溃、一下子的反常。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总有一天会没有明天。
我觉得这些画面是在刺痛我，我不可能闭上眼睛，保持盲目乐观。比如我们发现这个事故里有这样一个幸存者，然后我们可能会跟踪到底，但归根到底这个世界上没有幸存者。但是“没有幸存者”这样一个事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愿意相信的，或者自欺欺人地不愿意相信。不正常的情况如果不发生在我们的家庭和周围，我们会认为，明天还会和今天一样。谭先生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崩溃、失败、一下子的坠落、所有的希望一下子破灭。事实上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愿意相信。
还有一个对比，就是我们老想着永久。比如相信爱情时会说什么样的话呢，叫“海枯石烂”。我们用的词、向往的东西都是不朽、永久，但是在谭先生的这些照片里面大家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恰恰是瞬间的洪水、瞬间的跌落、瞬间的谋杀、瞬间的冲突。
比如说有一张照片，瞬间的铁棒打下去以后，你说这个瞬间你拍了十五秒然后留下了这些镜头，这个人本来好好的，十五秒钟之后再看到第三张第四张照片，他头上已经满是鲜血了。谭先生把一个个瞬间用一种聚焦的方式放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生活真相的另一面。
今天在我们的电影院、在我们的手机上、在我们所有的屏幕上，上演的是暴力美学，我们需要消费这种刺激的东西。而这也构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美学的暴力”，这种消费让我们对身边的粗粝、不堪、包括暴力反倒是变得更麻木了。所以说好莱坞的这种暴力美学，是在遮蔽我们的眼睛和良知。
这位谭先生，实际上用他的镜头给我们展现了更多的真相、或者说真相的片断。这个社会有本能的需要，只告诉人们一部分真相，它要把一部分真相掩盖起来，或者说要把一部分真相变成一种它所界定的真相，但实际上是假相。所以今天我们的社会学家、摄影师、哲学家、戏剧家、小说家都在做一种工作，用他们的语言来揭示真相。
真相是多么地不容易。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社会制度、文化积习，或者个人的消费、性情、处境，都会妨碍我们去看见真相，妨碍我们去关心一些底层人的境遇。像这些东西，一般是不会进入到我们关于这个城市欣欣向荣的、光鲜的叙事里面去的。只有把这些东西全部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对我们今天这个城市、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一种比较完整的看法。
所以，社会绝不是像我们看到这个树叶是绿的或者是红的那么简单。我特别关心的是社会实在的丰富层面，而事实上社会实在也取决于我们自己是怎么认识这个社会实在。谢谢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