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近来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两国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中美关系转型伴随着多方面风险和挑战，也反映世界发展的有关潮流和趋势。分析中美关系变化的动因、性质和走势，认识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和可能面对的重大挑战，妥善运筹大国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对积极塑造良好外部环境，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对华政策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8年6月15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次日，中国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正式展开大规模贸易战，并且都拉开架势做好全面升级的准备，这在和平时期的世界经济史上还是第一次，世界为之震动。中美贸易战以如此震撼的方式开场，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双方经济利益之争的升级，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美关系正在经历自建交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贸易战拉开了中美关系转型的序幕。这种转型的动因，体现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系列历史性变化上。
第一，美国朝野人士对华认知发生根本性变化。美国两党、左中右各派对华认知总体呈负面化一边倒态势，其最重要的共识是：美国自中美建交以来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中国并未按照美国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抱有的期望发展，即随着逐步融入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朝着西方期待的方向发展。特朗普总统前战略顾问班农对此表达得最为直白，称自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精英们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待，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加富足、经济得到发展，民主状况将得到相应改进。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美国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苏联东欧阵营解体期间由美国及其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班农认为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中国制定的发展目标与西方的预判背道而驰，“而今我们却发现事实是相反的，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 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攻击中国是世界上“掠夺性最强的经济体”，称中国谈论“开放和全球化”就是个“笑话”。
第二，美国对华认知的负面化趋势与战略界对国际形势主流看法的基调形成呼应。美国战略界流行的观点认为，冷战后一度出现的“大国礼让”作为一种国际规范已成为过去，大国竞争重新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主要准则。原因在于，威权主义对手从未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完全调和，而只是迫于美国和西方的强势地位勉强接受。现在中俄所代表的威权主义势力正利用其相对有所增强的力量，从东亚到中东和东欧的各个地缘政治关键性地区挑战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由于受到挑战的区域秩序是后冷战体系的基础，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在“自下而上”地颠覆后冷战体系。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各自地区推行的地缘“修正主义”，使大国竞争日趋紧张激烈，导致军备竞赛和安全困境等冷战现象回归，也使围绕国际秩序和全球规则的冲突加剧。尽管大国地缘政治斗争还没有达到20世纪那么剧烈的程度，但世界正回归大国冲突的历史范式。美国对华政策需要进行战略性而非策略性调整。
第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在主基调、战略定位与策略方法上与上述美国对华认知变化趋势是一致的。特朗普政府2017年底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美国党政军情各部门随后发布的其他文件，均认定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称中国和俄罗斯为地缘“修正主义”国家，并将地缘“修正主义”、“流氓国家”（主要指伊朗、朝鲜等）和国际恐怖主义列为美国面临的三大威胁。 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强硬派在特朗普内阁团队和国会中全面占据上风，温和派噤若寒蝉。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是，美国必须放下幻想，面对挑战，采取多种方式制衡中国崛起。美国强硬派笃信美国有能力赢得与中国的竞争。在强硬派占压倒性优势的背景下，美国对华政策以强化竞争为主，兼顾合作为辅，对华施压力度明显上升，在经贸问题上极限施压，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触碰中国底线，在地缘政治上以“印太战略”加强制衡中国，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面联手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可以说已从“接触加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将中美经贸问题放在这一大背景下可以清楚地看出，两国贸易战本质上不同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战或经贸纠纷，因为后者主要是利益之争，而中美之间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战略之争。
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变化对两国关系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最突出的问题有两方面。
一方面，中美关系首次面临“压舱石”失效甚至缺失的风险。自两国建交以来，甚至从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关系始终面临各种结构性矛盾干扰，但从总体看，两国关系相对平稳的大局始终没有被打破，双边关系一直在“斗而不破”的总体态势中持续向前发展。中美关系能够长期保持“斗而不破”，一个关键因素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始终都有一块“压舱石”在发挥作用。冷战时期，联手抗衡苏联的战略需要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冷战结束后，基于经贸合作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快成为医用压片机新的“压舱石”，并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间对稳定两国关系大局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金融危机后，在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国内外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的大背景下，随着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发展，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趋于弱化。特朗普上台后推行“美国第一”的保护主义政策，并将中国视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两国贸易不平衡问题被美国视为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此番贸易争端如能顺利解决，经贸合作在中美关系中仍可继续发挥“压舱石”作用；解决不顺利并引发大规模贸易战，两国关系失掉“压舱石”也就在所难免。失掉“压舱石”的稳定作用，中美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还是第一次，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大事件。
另一方面，失掉“压舱石”对中美关系未来发展影响重大，最突出的问题是能否继续保持“斗而不破”。国内有一种流行多年的看法，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坏不到哪去”。这种看法放在过去不无道理，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关系长期保持“斗而不破”的客观状态。在新形势下，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于研判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否合适需要打问号。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竞争加剧，两国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在此背景下，双方都更加需要用扩大合作、加强相互依存关系来平衡结构性矛盾的负面影响，当前中美关系可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压舱石”的稳定作用。此时失掉“压舱石”的稳定作用，原本相互依存很强的利益环节在弱化甚至在脱钩，会使中美冲突的成本下降、风险上升，两国管控许多领域的结构性矛盾会更加困难。从当前中美关系总体发展态势看，“好也好不到哪去”似乎不是问题，但“坏也坏不到哪去”越来越成为问题。总体看，中美关系能否继续“斗而不破”，关键取决于以下三大考验。
二、中美关系转型面临三大考验
中美关系未来能否保持“斗而不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能否超越三个相互关联又各不相同的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陷阱”以及“金德尔伯格陷阱”。
（一）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谈论中美关系时经常涉及的一个老修真总动员问题。从近来大的变化趋势看，老问题有了新内涵，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在上升。
首先，双方战略目标对立愈发突出。尽管奥巴马政府从2010年前后就开始推行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大对华战略压力，但直至2015年，奥巴马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仍高度评价同中国“前所未有的合作”，称中国为“战略伙伴”。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则一改以往对中国的定位，称之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首次将中国置于俄罗斯之前。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界定发生根本变化，反映的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的对华认知，而且是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主流看法。美国朝野人士普遍认为，中共十九大制定的民族复兴目标是要取代美国霸权地位，以牺牲美国和西方利益和价值观为代价，谋求中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使美国再伟大”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冲突。战略目标的冲突使中美关系中潜在和现实的对抗性增强。
其次，双方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强化了双方走向冲突和对抗的社会基础。特朗普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态度经历了反复后走向强硬，与美国舆论界的压力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副总理刘鹤率团赴美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的关键时刻，班农在白宫外保守派媒体上号召盟友推动美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立场，随后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面对的批评和压力陡增；福克斯新闻网主持人鲁道柏攻击白宫的“全球主义阵营”允许中国偷走美国知识产权并维持庞大的贸易赤字；《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特朗普同中国的贸易战休战：中国赢了》；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党鞭约翰·科尼恩起草了一份有27名参议员签名的信，警告政府不要在执法行为上对中兴妥协。这些攻击使特朗普政府再度转向，最终出台了四十年来最为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 上述情况说明，在特朗普政府转向强硬对华贸易政策过程中，美国保守派势力的胁迫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美之间的争端和矛盾，类似的民族主义情绪近年来在中国社会舆论界同样有增无减。国内学界某些人士提出的“中国实力全面超美论”、舆论界某些影视作品对中国实力脱离实际的拔高宣传，不仅误导国内民众，也加剧了美国社会对华认知的扭曲，强化了美国保守势力恐华厌华心态，对中美关系向消极方向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中美贸易战如果持续并全面扩大，带来的问题将不仅仅是双方经济损失的加重，而且是战略层面的冲突。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意味着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失效，那么贸易战全面升级、无限扩大必将导致双方经贸完全脱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将不复存在。失去了相互依存，双方在发生冲突时付出的经济成本几乎归零，中美在安全领域的诸多结构性矛盾引发双方正面冲突将变成大概率事件。历史经验证明，大国之间要避免结构性矛盾转化为冲突，最有效的措施是双管齐下，同时运用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管控矛盾：积极方式就是通过做大蛋糕、扩大共同利益来淡化双方利益分歧；消极方式就是加强相互威慑。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最好的方式是依靠前者，只有在相互依存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才会单纯依靠增强威慑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在核大国之间即使有效，能够避免热战，也会留下严重后遗症，即落入冷战陷阱。
（二）冷战陷阱
冷战陷阱是未来中美关系面临的另一主要风险。近来，东西方不少人士认为，美国和中国、俄罗斯之间已经陷入第二次冷战。尽管有关看法和结论值得商榷，但从中美关系近来出现的许多迹象看，这一担忧并非无稽之谈。
冷战陷阱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与修昔底德陷阱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其副产品。当大国利益冲突不可调和、陷入对抗，但双方又无法承受相互摧毁的后果时，修昔底德陷阱造成的后果就更可能是大国之间的冷战。其二，冷战陷阱涉及意识形态因素。意识形态对立并不必然导致大国之间冷战，如果存在共同战略利益，大国之间依然可以寻求有限的合作，如二战时期苏联与英美结盟，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联手抗衡苏联。但意识形态对立的大国之间一旦发生重大利益冲突，在热战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冷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仅涉及经济利益，更涉及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对中美贸易争端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