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很多AB面，作为Joyside的其中一员，除了乐手的身份，这是刘虹位的另一面。
留云补断山
第一次从舷窗边望向河北大地，刘虹位有些兴奋，又有些失落。
目所能及，大片麦地和相继闪现的村落，显示这里和刘虹位熟悉的南方农村全然不同，也和刘虹位心中对“田园牧歌”的想象无法对应。
决定到县里开展扶贫项目工作，缘于和父亲一场对话。刘虹位时在广州，漫不经心地过了一段闲散日子。一天父亲来电，问他有没有兴趣去农村？彼时，刘虹位刚作罢了和朋友合办养老公寓的生意想法。他对父亲说可以考虑，父亲说那你上网查一个叫灵寿县的地方，看是否感兴趣。刘虹位上网一查，蘑菇之乡，想象了一下山岭逶迤，绿水涤荡的乡村图景，立刻跟父亲敲定要去实地走一趟。
一下飞机，刘虹位就被接到了县里。
听工作人员介绍了县里的人口、支柱产业等基本情况。一圈看下来，刘虹位问了一个他最关心的问题：县里有Club吗？
主要负责接待刘虹位的是县里农牧局的干部，老廖，听到刘虹位的问题愣住了。
“他说你再说一遍，有没有什么？我说Club，他说什么是卡拉铺？我说就是喝酒跳舞的地方。他说，哎呀，酒吧嘛，有酒吧的地方还能叫贫困地区吗？”
兴许是这个问题引起了歧义。
下午，农牧局的老廖陪刘虹位在县城逛了一圈，短暂走访完一家蘑菇专业户，就带他去了一家当地饭馆。包厢里，一众人已经落座。见到刘虹位，一位长者即刻站起同他寒暄。
“那人看着我说，哎呀小伙子很精神，是从美国回来还是哪里呀？我说我从广东过来。”
刘虹位给大家散了一圈烟，端着老廖递过来的分酒器坐到主宾的位置。他想起来之前父亲叮嘱他的话：到了县里你要接地气，得跟当地的干部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当时刘虹位的理解，“打成一片”自然包括“喝好、喝开心”。
有人过来敬酒，刘虹位来者不拒。一圈下来，老廖倒了一个分酒器的满杯，端过来敬刘虹位。刘虹位已经感到不胜酒力，连忙推诿，说自己喝不动了。老廖不依，说，初次见面我就觉得你是个好兄弟，兄弟酒必须喝。
“这要换个其他人，我肯定不喝，可老廖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驳他的面子，我做不到。”刘虹位把自己面前的分酒器倒满，同老廖碰杯后一口干下。
“喝完我就没记忆了，醒来发现我正躺在县医院里输液呢。”
因为对酒吧感兴趣的一句话，刘虹位围着各式各样的饭桌，扎扎实实原地待了一周，只在偶尔清醒的时候，时间上见缝插针地走访了几户农家。回到广东，父亲问他感觉怎么样？
刘虹位说，农民自酿的粮食酒太猛了，和这帮人喝酒太累了。父亲说，你不要在酒桌上做一个性情中人，喝起来没边儿，想一想到底对这件事情感不感兴趣？
感兴趣。刘虹位回答。为什么？父亲又问。
“我见到那个地方、那些人，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而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不知道我能不能做成，我得再去看看。”
刘虹位在广州歇了一个礼拜，随即带上行李回灵寿县。开始注册、创建公司、跟各个部门打交道。公司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招工，刘虹位发现当地几乎没有年轻人，都到石家庄谋生去了，有一定学识水平的外地年青人则不愿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本地常住居民多是老年人、孩子以及一些在当地拥有资源与人脉的人。
再次在公司食堂见到老廖，刘虹位拿出带来的山崎威士忌给他。老廖说你来给我倒一杯，我尝尝洋味儿。刘虹位说，这不是论杯整的粮食酒，得拿冰块搁进去，小口慢慢喝。话没说完，老廖已经放下手里的粥碗，打开酒瓶给自己来了个满杯。一杯干到肚里，老廖砸吧着嘴点评了一句：不沾不沾，给我换白的。
这一回，刘虹位没有陪老廖喝大。
将一些当地官员介绍来的人员招入公司缓解用人问题后，他的产业园区计划正式启动。
起初，最让刘虹位感到困惑的是，他接触到的一些在贫困县生活的种蘑菇的老百姓，非常反感“扶贫”一词。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根本就不贫困，当刘虹位告诉他们自己是来帮助他们做技术升级，解释只有让产品的品质更好，他们才会拓宽销路、收入提升时，很多人一笑置之。
“他们觉得现在就挺好的，每天上午工作，中午喝酒、下午睡觉，晚上再喝一顿，这么过着开开心心的，一个月可能两、三千块钱的工资也就够了。没想过要去发什么大财，或者是要做成什么。在那个小县城里面，思维已经适应了资源全面受限的局面。对于他们来讲，你来扶贫是你要挣钱，政府是要做业绩，关我们的事吗？如果非让做，可以啊，政府给钱可以做，政府不给钱让我自己去做，你让我多费一点点的力气我都不愿意。怎么办呢？我说好，我掏钱，政府来做，你们出点力气就好。”
刘虹位找到当地一户蘑菇种植大户。一家三口，夫妇俩在县里种蘑菇，供在石家庄职业学校的孩子念书学技术。刘虹位告诉他们，目前野生的羊肚菌和鸡枞菌已经能通过人工培植。这两种菌菇的营养价值和市场价值，远远高于他们夫妻俩正在种植的白玉菇和金针菇。
“我告诉他们，你种的卖五块钱一斤，要是种我给你提供的，你能卖九十块钱一斤。”
很快，刘虹位出资给他们盖了十个棚，之后又从北京请来教授和专业技术团队来做技术提升。接着他与当地政府商量，他再投入二百万，带着技术入村入户，让当地老百姓种了他来收，之后放到北京新发地市场上售卖。
那家蘑菇大户对刘虹位给他们用新砖砌就的、带大风扇的蘑菇棚十分满意。拿上刘虹位从北京研发基地带回来的菌丝包，蘑菇大户夫妇开始了尝试。刘虹位反复告诉他们，这个活计难度很小，只需要他们俩人每五小时采一回，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即可。
“这种蘑菇的伞体打开得太过就没营养，不值钱了，必须在伞体包着的时候就采下来，当然，太小也不行。”
和蘑菇大户夫妇商定后，他定期来收蘑菇，定四个等级，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和残次品，前三种分别以九十元、六十元、三十元和五元的价格成交。
“对于这家蘑菇户来说，他们不承担任何风险。我们给他提供大棚、技术、培训和菌种，他唯一付出的就是每隔五小时一次的采摘劳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件能发财的好事。但你猜结果怎么样？一个星期后我去收他们种出来的蘑菇，百分之九十是残次品，百分之九的三级品，百分一的二级品，寥寥无几。”
“我当时就觉得不对，我说怎么会这样？告诉你们五个小时采摘一次，你们有没有按照这个执行？你知道他怎么告诉我的？他说太累，他说我太累了。就好像有一种不能说的心态：这一切都没有我个人的投入，我种成什么样都能拿到钱，五块钱一斤也没吃亏。睡大觉我还能赚钱，那干吗不睡着大觉赚钱呢？”
有点丧气的刘虹位这回没去Club寻香求醉，他叫上朋友，开车去了离灵寿县不远的平山县，在西柏坡待了一天。刘虹位也没在旧址停留太长时间，觉得人太多，无法静心反思。
他说：“我喜欢那个大水池子，就在那坐了半天。脑子里边两个词，一个是扎根，也可以说是沉淀吧，一个是清风。”
2020年8月10日，刘虹位在朋友圈和微博同时贴出一组对话截图。一位joyside乐队的大学生粉丝，与其团队正在甘肃省榆中县的某山村助农扶贫，通过微博私信向刘虹位请教助农扶贫及贫困县孩子教育的问题。针对这位学生提出的两个问题，刘虹位做了回复：
“你好，很高兴你能关注到贫困地区教育，我相信你在做有意义的事。2020年中国进入小康社会就不再划分贫困县。关于贫困地区教育问题也一直是世界范围内研究的话题。我分享一些经验给你：一、你和你们的团队多去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百姓的教育情况与教育传承意识。二、了解一个地区贫困的因素，要从多方面考虑，包括当地民俗、组织环境、经济与区位要素条件。第三，你可以看看班纳吉写的贫穷的本质，里面会有分析到一些原因。”
“再聊聊教育：我们都知道从孩子生下来，正确的教育对孩子非常重要。但其实百分之九十的教育都是发生在家里的，理想的来讲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教育孩子的机制和方式，但目前我们世界的教育都太功利了，大多数都在教授利润、经济这些东西。但为了找工作而接受教育并不是唯一的教育方式。20年前的书本教育与20年后的社会发展并不能完全匹配，所以很多孩子的成长并不能让其家长那么满意。我们应该去思考贫困的教育与富有的教育这个概念，我有些朋友从耶鲁牛津回来，至今也没有找到他满意的工作。孩子的教育应该超越现在的想法，你问他水从哪里来？他们应该超越‘水从水龙头里面来’这个答案。我认为好的教育是应该让更多的人成为善良、有远见、有同情心、有教养、有创造性、优雅而勇敢的人。而这一切并不是只有在名牌大学可以学到。”
两天以后，刘虹位在微博接到一名粉丝来信。就他与那位学生的沟通做了一番情绪激动的表述。他认为，刘虹位在节目中打着‘扶贫’旗帜以此吸睛。而作为一名参与扶贫工作的人，刘虹位有什么实际成果？有没有让地方经济真正改善？微博上，刘虹位放出的照片都在显示自己中产和西式的生活方式，如果真的关注贫困地区和当地百姓生活，怎么会骑马、穿西装、戴名表、住高档酒店和上电视？
“另外，没有利润和经济，大概你一出生就被饿死了吧！”类似的质疑，直到现在，刘虹位还在不断地接收。
刘虹位说：“我最近刚读项飚老师的一本访谈，书名就是一种‘方法论’，叫《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飚认为现在人心的风气就是一心奔着结论、奔着很情绪性的发泄，压根不去想‘凡事都有一个具体劳动、结果难测的过程。’自我证明本身是个悖论、虚荣心的圈套。我在社交媒体的层面是一个无实存的靶子，被投射情绪，这个人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在灵寿县的五年扶贫工作经历值得大谈特谈，事实上失败教训远远多过成功经验。”
刘虹位认为，包括在温铁军等人所著的《乡建笔记》中提到的诸多乡建实验，相当一部分都是正在建构的模型与有待被证伪的经验。
“像在这方面很有理想和经验的陈春旺，他目前在将楼盘小区和蔬菜直供放入点对点的供销关系中，社区支持农业。这样的尝试能持续多少年？在其它地域推广的成功率有多大？谁都无法断言。虽说‘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但只要走在正确的路上，你所发的初心没错，那么所有的尝试都可能通向‘有效’的现实。还是项飚老师说的，‘问题可以一点一点辨析清楚，工作可以一点一点循序完成，狭窄的自我会一点一点舒展，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2015年12月4日，文化纵横公众号发表的由项飚撰文的《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一文，帮助刘虹位在内心建立了新的行动坐标系。他向往文章中谈到的“知青时代的学术实践”，那一种“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
刘虹位也毫不避讳面向更多人言说自我。
只能是自我，只有通过个人的切身体会，才能对事物进行有根有据的观察，从而沉淀出走向真实世界的勇气。
依托蘑菇大户种植的初期计划失败后，刘虹位和调查员一起寻找失败的问题。
期间，他到石家庄寻访一些从县城走出去的青年人，游说他们返乡做事而无一成功，他们告诉刘虹位，自身家庭背景无法帮助自己在当地的资源系统内部获得理想的位置，只有在大城市发展才能寻得更大空间。
“一夜之间太多问题冒出来，比如什么是乡土？什么是儒家的人伦关系？什么是农业文明？这一个一个问题，我必须一个一个弄懂。我有一腔热血是好事，可我没有理论，也只有失败的尝试，花了一圈冤枉钱。所以我才去网上找温教授的课、去读费孝通先生的书。我拿着身份证到北大听了一年林毅夫先生的公开课，当时他在做新结构经济学，他的学生都安排在不同具体的扶贫项目里面做事。我受挫了，可我要知道我错在哪里、哪些知识环节没有打通。”
有段时间，刘虹位不开车，都是坐网约车。在车上他会和司机聊天，有次碰到一位从河北邢台出来跑车的司机，刘虹位和他聊起来。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回老家，他说有想过。我问他家里有没有地，他说有，有多少多少亩地。我又问他，如果我给你贷款五十万，让你回去创业，你会回去吗？他说那五十万不够吧？你至少你得给我三百万。我说那你能赚回来这个钱吗？他说那我没有考虑过啊。”
“我说只能给五十万，你会回家干吗？让你回去开一个餐厅，你会开吗？他说看吧，没准儿。他说我们那个地方没有产业，也没有什么企业，我开餐厅的话来吃饭的都是当地的熟人，估计吃几个月，收不上钱店就黄了。他说你给我五十万，我还不如在郊区买一套房。”
刘虹位有时会在晚上把课堂上的录音找出来听，建构一个思考问题的框架。
他觉得往后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找做事的出发点，行动才可能是有效力的。
一段时间的摸索后，刘虹位找到一家光伏企业，用从国家能源部门要来的贫困县指标，为当地建了一座三十兆瓦光伏的农光互补项目。
“农光互补，就是上面做光伏，下面种蘑菇，属于新能源项目。但其实到现在太阳能并没有容纳进整个产业体系，它还属于一个朝阳产业。如果国家不给补贴，太阳能其实也不太好。农产品的价格是随整个市场经济的波动而波动，老百姓的风险很大，公司的风险也很大。我们依然身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仍在超长待机，我继续摸索，也难免再受挫。”
“受挫”，不太像一个摇滚乐手会时常用到的语汇。在离开Joyside的十年间，刘虹位没有碰过吉他，也没有写过曲子。扶贫期间，他在2016年做了三组电台音乐，编辑了一些个人喜欢的歌曲。其中一组叫《Je t`aime》的爵士乐篇，很有他平时发朋友圈的风格，充满情绪的即时性表达，随发随删，不在一个情绪点上过久停留，充满漫溢、跳跃、盲寻之感。
而且，那时的刘虹位也时常想不起来他有过一个乐队。而那个叫Joyside的，曾号称北京地下摇滚之王的乐队解散，就起因于自己。
三思
Joyside的解散是从一趟欧洲巡演开始。
在德国，乐队受邀参加艺术展的现场演出。法兰克福的一座艺术展馆中，异国宾客锦衣华服，手端香槟在高雅和美的灯光下穿行。台上调试设备的刘虹位观察台下的人，发现并无一人在关注台上即将开始的演出。演出进行中，刘虹位有一个更不舒服的体认——“摇滚明星吗？不，我就是马戏团牵来的一只猴子。”
乐队在巡演途中偶遇一位艺术家，受邀到对方工作室做客。当工作人员带他们走进艺术家的办公室，刘虹位一侧脑袋就看到了挂在墙上的一幅作品，上面的内容令他们感到不安。
这时，乐队的另一位成员刘昊径直走过去，从墙上一把扯下那幅画，说了句“这他妈什么东西”，噌噌两下就给撕了。刘虹位在旁急得嚷嚷，说你知道这多值钱吗？说完他也明白，大院子弟出身的刘昊，此刻的举动完全合乎他的认知逻辑，这跟钱没有关系。
那时，在海外演出的中国乐队并不算多。每到一个音乐节，都会有中国留学生挥舞着国旗在台下与他们热烈互动。
表演结束后，留学生们围上前来抱住他们，说看见乐队就像见到来自家乡的亲人。
原本温情的话语却让刘虹位更不自在，他开始询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我在表达什么？此外，每到一处的当地媒体采访也让他倍感不适。某天一个话筒伸到他脸前，主持人问，Are you Japanese or Korean（你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刘虹位抬头看见他们乐队一个简易的宣传立架，海报上面就写了一句话：A Famous Rock band in China（中国知名摇滚乐队）.刘虹位回答他：I`m Chinese（我是中国人）.听罢对方惊讶反问道:Really（真的吗）？一个波多黎各记者说，我知道的中国是Jackie Chan （成龙）和Bruce Lee（李小龙），你能否跟我介绍一下中国？刘虹位愣在原处，想了很久没有说话，他忽然觉得“中国”是个过于熟悉以至于全然陌生、无从说起的概念。
至于采访过后，当刘虹位看到纸面上语意变形甚至被曲解的零言碎语，荒谬感更持续放大他内心自我质询的声音。他觉得这些年玩摇滚，纯粹是在照葫芦画瓢地精心模仿。“玩”的是一张非常肤浅和表象的皮，里面并没有实质的“核”与精神内容托底。
“什么是摇滚乐？摇滚乐的精神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崔健想明白了，但大多数人，包括我，都没想得太清。对于人家来说，从小听摇滚乐就像中国人打小喝茶一样。而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打开了道口子，摇滚乐刚进来我们就完全接受了，也没有退一步看：哎？这是我脑子里的，还是别人放进我脑子里的。”
因为签了合同，刘虹位硬着头皮继续演出，心情压抑地走完了一圈。回到北京，他第一时间把乐队唱片拿给四大唱片公司。百代唱片回复他，可以签约，前提是乐队要唱中文歌。
“我得到消息以后特别开心，觉得以前只是几个哥们儿一起玩，现在做乐队终于可以变成一个正式的工作。”可是“乐队要唱中文歌”这件事并没有在乐队内部达成共识。
“既然不唱中文，那我就不玩了。”
刘虹位正式提出退出。而乐队于2019年12月30日发布的新歌《太空浪子》，是乐队组建后第一首中文歌。这个主意也是刘虹位在重组前提的唯一要求，谈不拢，就不回来。
乐队解散后，刘虹位并没有获得预期的自在。
“离开乐队以后，我的生活也不缺开心，身边全是朋友，天天在我家喝酒，喝够了等着阿姨来做饭、打扫，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醒来继续，完全找不到方向，已经不是正常人了。”
突然一天下午醒来，刘虹位感觉自己玩儿抑郁了。他脑子里有一个意识：一切都好没有意思，要不死了算了。但那时候他连完成“去死”这件事的动力和意义都找不到。
直到一天晚上，刘虹位的父亲给他打电话，说自己来北京了，问他住在哪，上家里找他。那时刘虹位非常厌恨父亲，说你不要过来，我给你订酒店，你住到外面去。父亲说，那不用了，他自己直接去酒店，并告诉刘虹位，第二天早上到酒店见一面，有东西要给他。
第二天一早，刘虹位和父亲在酒店大堂见了面。父亲递给刘虹位一本书，说你找时间看看吧，之后转身走了。
刘虹位并没有觉得这样的见面有何不妥，在他的印象中，从记事起父亲就很少和他交流，小学时上学、放学都是父亲派公司的工人过去。在对父亲极端抵触的那些年间，他们父子一向是长话短说，闲话不说。
回到家，刘虹位把父亲给的书摆在酒柜顶上。他觉得对待这本名为《释迦牟尼传》的书，理应尊重些。
这本书一搁就搁了半个月。那半个月，刘虹位依然重复之前的生活节奏。
“那么嗨的日子，谁他妈的看书啊！”
直到一个晚上，在他家玩儿的几个朋友因为一点小事吵架全走了，剩下刘虹位自己待着。他抬头看了一眼酒柜上的书忽然有点疑惑。
“我爸怎么疯了似的从那么老远的地方过来，就为了拿本书给我？也不跟我说话？”
刘虹位一边琢磨一边爬起来把书拿到手上，坐回地上开始翻。
“结果一看我就疯掉了。我好像终于看见一点点的光了。”
刘虹位觉得在这之前，他的灵魂与精神都是黑暗的，什么邪恶他就喜欢什么、追逐什么。与此同时，又清楚地感受到无法排遣的痛苦和抑郁，像一滩淤住的泥涂。刘虹位将父亲给的书看过一遍又一遍，一遍再一遍。有时边看边落泪，也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有朋友来找，他就将对方拒之门外，说你们不要再来找我。
“我要出去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是我想做个正常人了，以前像个鬼、游魂，现在我要重回人间，知道人是什么、自己是什么。”
“我想好好活过。”刘虹位说。
披云对清朗
当时，开在上海的MAO livehouse的老板与朋友合伙做了一个音乐网站，想让刘虹位去上班，借用他在北京摇滚圈的一些现成关系，比如摩登天空和兵马司唱片公司的资源拿版权。
刘虹位便去找沈黎晖他们，拿走版权，让音乐网站免费使用。老板问刘虹位想要多少钱的工资，刘虹位回答他随便开吧。
老板说行，那就两千。
揣着两千块钱工资，刘虹位住进了上海一栋紧挨菜市场的公寓楼。那栋带地下室的筒子楼里住着上百号外来务工者，刘虹位租了一个带厕所的单间。晚上，刘虹位会到livehouse，演出后，帮着演出的乐队卷话筒线。他经常被那些乐手认出来，说哎你不会是那个刘虹位吧？他就嗯着点头，说我是刘虹位。
“以前都是别人帮我做，现在我要自己体验。”
在livehouse，刘虹位认识了一些有朝九晚五固定工作的朋友，他们有的在匡威公司上班，有的是写字楼里的码农。
“以前在那个状态里，每天都是摇滚乐，身边也是和自己一样的人。在上海，看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的生活方式真是很健康，我很喜欢他们，你知道吗？”
也在此时，刘虹位遇到一个重要的人。“在我最迷茫的时候，他为我指了路。”
为刘虹位指路的人名叫Teddy，上海人，一位trans music dj，也是音乐网站的业务经理。俩人第一次见面是在Teddy的办公室，那时Teddy刚从西藏待了两年回来。Teddy见到刘虹位和他握手，问了声好。刘虹位告诉他，自己以前在北京玩乐队，认识不少人。
“北京我有关系，需要谁你说。”刘虹位对Teddy说。
晚上，Teddy请公司初创团队一行人到高级牛排餐厅吃饭。Teddy让刘虹位点菜，刘虹位点了两个素沙拉。Teddy问他干吗就点沙拉，刘虹位回答，他自己最近正在吃素。
Teddy反问刘虹位，他在一家牛排餐厅专门点素的，是看不起自己吗？刘虹位说，大家想吃肉就点肉，但他不吃，他就吃沙拉。
他一说完，同事们互相对了个眼色，跟Teddy说我们也不吃肉了，吃素。
Teddy说，OK没问题，那今晚我们都吃素。
“这一下就特别尴尬，同事们都用异样的眼神看我。可我是真吃素，到那会儿已经坚持半年了。”
吃完饭走出餐厅，Teddy问刘虹位晚上有没有事，没事的话跟他回趟办公室。
“我一想这都晚上十点多了啊。这人是不是对我有奇怪的想法？”
乘车回到办公室，Teddy提议俩人喝点酒。刘虹位问他想喝什么，心想要是喝红酒的话，心里就更虚了。Teddy让他下楼买瓶威士忌上来，刘虹位走出办公室的时候，又听Teddy加了一句“带两包花生”，心里才踏实下来。
喝酒时，Teddy问刘虹位：为什么晚餐执意吃素。刘虹位就老老实实地从父亲给他拿书，一直说到不想玩乐队，想换一种活法，而他理解的最简单的践行方式就是：吃素。
Teddy听后沉默良久，走过去拍了拍刘虹位说，我们有缘。
“我告诉Teddy，本来以为我爸疯了，跑那么远就为了那本书给我，结果看完我也疯了。”
Teddy走到写字板前，给刘虹位画、讲了一夜的十二缘起，又给他讲自己在西藏的经历。
刘虹位坐在沙发上听得目瞪口呆，脑袋里有什么炸开了。俩人凌晨五点走出办公室，刘虹位回家躺了两个小时，八点回到办公室上班。
“我每天要问Teddy各种问题，这个是什么、为什么这个是这样的？那时候我爸读的是禅宗方面的书，跟我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我不觉得色是空的啊。”
刘虹位问Teddy，我要是在读《正见》这样的书，酒吧还能去吗？Teddy说能啊。刘虹位又问，能认识女孩吗？Teddy说能啊。刘虹位一拍大腿跳起来，说那：“这太适合我了！”
和Teddy几乎形影不离地相处两年，有时下班也要打电话给Teddy聊自己读书和思考的困惑。刘虹位觉得这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心里开始有了一些寄托，不再那么空虚。
但迷茫还在。离开上海，刘虹位再次回到北京，经朋友介绍进了陈漫工作室。他报了中国传媒大学的培训班，开始学习premier、final cut Pro一类软件，拍花絮、做视频，每天开着奔驰去公司上班。父亲和Teddy埋在他心里的精神种子，继续生长。
2013年春节，刘虹位往广州白云机场走的路上接到发小老明的电话。
刘虹位告诉老明，他准备去色达。
那时，刘虹位已习惯春节撂单了过。
在他眼里，父亲很酷，酷到给他一本书、说了几个字就扭头离开；母亲爱钱，除夕夜都是在工厂里招呼工人们一起吃年夜饭，刘虹位如果想单独见母亲，要提前预约第二天的早茶，迟到太久母亲就会等不及离开。
他读书时，节假日都去潮州的同学朋友家里，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吃饭场景。大大的长条桌前，同学会向他一一介绍自己的家人，而他对家庭生活的想象，就只在想象中。
“我刚出生不久，小平同志就画了一个圈。我爸妈奔着画出来的圈儿就走了。那个年代，全国人民都想去广东创业捞金，是种热潮。大家都是背着包，挤上绿皮火车，满满斗志。”
小学四年级之前，刘虹位留在重庆老家的外婆身边长大，四年级后被父母接到广东，先后在广州和深圳两地的寄宿学校读书。
“为什么喜欢音乐？因为从小到大对我最好的两个老师，都是教音乐的。一个小学的女老师，一个初中男老师。女老师觉得我很棒，每回排练《蓝精灵》《黑猫警长》都让我领舞。我初中上课老是听歌不听课，有一天那个男老师走过来摘了我的耳机，自己戴上听了一会儿，说，哟英文歌啊，那你英文还考这么差。后来他送了我几盘卡带，英文歌。刘昊当年要跟我们玩乐队，他妈给边远打了个电话，说我警告你，离我儿子远一点，不然去清河平了你住的地儿。我爹妈没说过这么猛的话，他们随便我，都行，好的，没关系。升学那会儿我成绩太差，不想连累班主任的升学率就主动离校了，之后全靠自学，谈不上文凭。”
在“乐队的夏天”第二季8月5号第三期，大张伟在点评乐队现场表演时讲到自己的父亲。
大张伟第一次见到有人砸琴，是父亲把自己的琴给砸了。大张伟的父亲觉得儿子玩音乐是不务正业，还曾把琴从窗户上扔下去。吃饭时只要父子俩聊到摇滚乐，父亲手里的饭碗就直接甩飞到墙上。大张伟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时不时就要去地上捡碗的碎渣。刘虹位恰恰和大张伟相反，当年他初中时告诉母亲想停课专心学乐器，母亲回了两个字：好的。之后要上北京组乐队，母亲还是两个字答复，好的。
“可能是我爸妈生我的时候年龄太小，那时候他俩都才二十出头。我现在和我爸相处得挺好，最关键、最辨不清方向的时候，他都能点我一下。我喜欢、爱我爸。小时候他因为做生意，没带过我。我老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家庭，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只是想要一个妈妈在家做饭、爸爸在外工作、看起来很普通正常的家庭。我试着跟我妈妈去沟通，试着跟我爸爸去沟通。所谓的沟通，就是想和他们聊一聊天，但他们是真的没时间，我爸妈各自开着工厂、餐馆，要管一群人，我就往后排呗。”
老明告诉刘虹位，不能让兄弟大过年的单着，要陪他一起去色达。
刘虹位说可以，俩人约在成都会合。
刘虹位到成都，先在南边新城一家酒店住下。凌晨三点多，老明背着一个小书包出现在房间门口。刘虹位一见老明就抱怨说你来得太慢，早上五点就要坐大巴车出发，你这个点才到，还睡不睡了？
老明说，那干脆别睡了，聊到五点直接撤。
老明问刘虹位，怎么突然想去色达。刘虹位讲，听说那个地方的人很纯洁、景色漂亮，自己想去美化心灵。老明听完说，哦，我没你那么高尚，我过来是想进庙里拜一拜生意上的事，再看看路上有没有文艺女青年。
“我跟老明说，这想法也挺好。”
早晨五点，刘虹位和老明拿着车票登上开往色达的大巴车。俩人的位置在车的第一排，一上车，刘虹位看到自己的座位上坐着一个身穿藏袍的小男孩，旁边老明的座位倒是空的。
“我跟那个小男孩说。你坐的位置是我的，看，我车票上写的。小男孩就抬起头看着我，非常纯净的眼神，对我微微笑了一下。我又重复了一遍，这个位置是我的，他还是瞅着我笑，一句话不说，也不动。我看旁边坐着一对中年夫妇一直看着我，应该是男孩的父母，就跟他们说，这是我的位置，可以麻烦挪一下吗？然后他的父母也看着我，微笑。”
这时老明拍了拍刘虹位，说没事没事，我坐到后边去。刘虹位听了很诧异。
“我和他认识十几年，从没见他这么懂事过。往后排一看，窗边坐了一个藏族女孩。我说老明你啊，你他妈的……行，你坐后边去吧。”
刘虹位在藏族小男孩身边坐下来，闻见一股羊羔身上的味道，让他感到莫名心安和幸福。刘虹位在出发前，往裤兜里装了很多瑞士糖，这时他掏出来两颗递给身边的男孩。
男孩看了刘虹位一眼，没有伸出手接。
刘虹位剥开一颗塞进自己嘴里，冲男孩说，我吃给你看，好吃。男孩又看了他一眼，还是不肯接过刘虹位给他的糖。
这时候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刘虹位，老明说刘虹位你来后边，我给你介绍个姑娘，卓玛。
刘虹位走到卓玛跟前，听老明帮两人介绍。当刘虹位向卓玛伸手准备握手，卓玛非常迟疑地伸出了右手，手指刚碰到刘虹位的手就赶紧收了回去，脸刷地一下红了。
“这真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见女孩儿脸红，以前只听说过。她的脸，就那样一下全红了。我内心有被打动，这个女孩太好了，太纯洁了。我就跟老明说，这个女孩太好了，你不要乱来。老明说你快坐回去吧。”
刘虹位回到座位上眯了会儿，醒来时，15个小时的车程刚过去四分之一。
回头一看，老明和卓玛分享着一副耳机，满脸幸福地盯着脸前的iPad。刘虹位过去瞄了一眼，发现俩人正在看韩剧。再次回到座位时，身边男孩的爸妈正在剥一颗橘子。剥好，男孩的父亲把橘子递给刘虹位，没有说话。
“别人拿给我橘子吃，我肯定要吃啊，就拿过来吃了。然后我跟身边的男孩说，吃了你的橘子，我给你一颗糖吧。”
男孩这才接过刘虹位给他的糖，吃完之后，又拉了拉刘虹位，指了指他的兜，刘虹位赶紧乐颠颠地掏出一把糖塞给男孩。而他陶醉于此时，兄弟老明正在给卓玛看手相。
“我操，老明你也太老土了吧？你会看手相吗？老明说，你知道吗？卓玛给我起了个名字。问他什么名字？他说，扎西班旦。我说你这是笨蛋吧？是崩蛋吧！”
刘虹位开始从行李箱里往外拿吃的。他一贯是个喜欢张罗的人，这回也不例外。他拿着好吃的在车上到处派发，这时坐在后侧的一个大姐喊了句，我要吃。大姐说已经观察他们俩好长时间了，听着俩人嘻嘻哈哈的口音，像北京来的，她恰巧也从北京过来，到这边找人。
大巴车开到色达已是夜里九点多钟。刘虹位和老明下车时，卓玛在车窗前向他俩挥手道别。卓玛要继续坐车到她的村子，之后再步行大约一个半小时到家。
“我跟那个小男孩还有他父母没说过话，可我知道他们很善良，很好。走的时候心里不舍，但没办法，我要下车，我已经到目的地了。”
刘虹位、老明和北京来的大姐一同目送大巴车开走。刘虹位问老明为什么看起来无动于衷，老明说，哦，卓玛给我留电话了。
当大巴车的尾灯闪烁渐远，刘虹位才看清楚自己身处繁星漫天的穹宇之下。不等老明反应，刘虹位已经跪在地上开始磕头。
“老明说：哎你有病吧？可我真的觉得一切都特别美好，驶过的摩托车的车灯，在我眼里都是彩虹。”
刘虹位和老明顺着大路刚走出几步，老明停住脚，说不行，感觉头很晕，应该是有高原反应了。刘虹位问老明，昨天晚上给他的红景天吃了没？老明说吃了，刘虹位说你吃了怎么还这个样子？老明说不行啊，我要赶紧休息，酒店在哪里？刘虹位回答他，在山顶。
老明蹲到地上，问刘虹位为什么要订山顶的酒店。刘虹位说我查了一下周边酒店，挑了一个最贵的下单，有问题吗？老明又问，那是要爬上去吗？刘虹位说，不然呢？飞吗？
刘虹位拦下路过的车，想给老乡五十块钱，帮忙把老明送到山顶的酒店。之后，一辆面包车拉上了老明。老明让刘虹位跟自己一起坐车上去，刘虹位坚决不肯，他告诉老明，自己要一步一步爬上山去。老明又问，明天爬不行吗？刘虹位说，不行。
老明走后，北京大姐和刘虹位同行上山。刘虹位问要不要帮大姐也订一间酒店房间，大姐说不用，到地方会有朋友来接。
上山途中，刘虹位每遇见一位喇嘛都要上前打个招呼，说您好、您好、您好。北京大姐问刘虹位这趟行程是来做什么，刘虹位说想上佛学院看看。刘虹位又问北京大姐来做什么，北京大姐告诉他，自己是来找一个人，这人已经消失两年了。那一刻，刘虹位突然想到Teddy，想起在上海两年的生活。
“大姐说消失的这人，他妈妈也找不到他，但是呢，打电话是通的，发信息也是已读。然后我说你报案没有，她说报案了，警察告诉她那个人就在色达这里。”
走到近半山腰处，大姐的朋友到了。剩下的大半截山路，刘虹位独自走完了它。
到酒店，刘虹位推开房间门，看见老明盖着三层棉被直挺挺躺在床上。听见门响，老明从枕头上翘起头，说我靠，你他妈终于回来了啊，我快不行了。
老明说，屋里空调的压缩机被冻坏了，没有暖气，喝热水要自己带水壶去前台接。还有厕所水管也被冻坏了，用不了，想上厕所只能出了酒店找旱厕。
老明说饿了，可刘虹位带来的好吃的都在车上分完了，只好下楼去买。刘虹位问老明想吃什么，老明说想吃碗方便面，再加两根火腿肠。
在小卖部，刘虹位看见一位年青的喇嘛走进来，戴着最新款的beats耳机。
“我说你这耳机不错啊，牛逼啊。他看了我一眼，不理我。我就跟他用英文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会说中文啊？那你刚怎么不理我。在听音乐？他说没有，在听佛经，然后转头就走。还挺酷。”
刘虹位提着方便面、火腿肠，抱着热水壶回到房间。老明吃了一半就咽不下去了，说出去上厕所吧。
那个所谓厕所就是在一个木板棚子里，一个大坑上架着两块木片。老明在里面一边痛快一边喊，我他妈的好怕掉下去。
回到屋，刘虹位拿药给老明喝下，俩人一天的车马劳顿算到此为止。
第二天一早，刘虹位被佛学院早课的课时铃声唤醒。老明还在沉睡。刘虹位起来拉开窗帘，打开窗户。
“我一下惊住了。地上的炊烟和天间的云雾缠绕在一起，朦朦胧胧，整个世界漂浮在眼前，美极了。”
刘虹位拍醒老明，把他从床上拉起来，说你快跟我下去转佛塔。老明说，我都这样了还转什么？刘虹位说你去转三圈，保证病就好了。
“老明问我，真的吗？转转就能好？我说真的，转一圈，你今年赚一百万，转两圈，赚两百万，转三圈，就是三百万啊。”
到了塔前，刘虹位还在给老明鼓劲，说你赶紧转起来，转得越多，你赚到的钱就越多。
“然后我开始猛转。”
老明转了一圈就在地上蹲下来，叫住刘虹位说自己不行了。
“然后他说你们这帮人都是疯的。我说怎么了？他说，在我前面那个人，他抓了一个老鼠放在那个笼子里面，带着那个老鼠转了好多圈。老明说你们人在转，我想得通，但是那个人他带着老鼠一块儿转，我就真的想不通了……你们是crazy的啊，你们的脑子有问题啊……！”
刘虹位理解老明。老明从小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过，他不明白这里的人如何把一只老鼠、一朵花当作朋友和亲人。在老明的惯常概念里，一只老鼠，怎么能装进笼子里，带在人的身边一起转塔呢？
老明跟刘虹位讲自己受不住了，要下山。刘虹位说咱们早上起来饭都没吃就要下山吗？刘虹位又说，既然坐飞机加着赶了十几个钟头的路才过来，总要静下心来呆一会儿再走。
老明答应了。
“进到佛学院的佛堂，有一位老喇嘛坐在厅堂正中央，看见我们两个人进来，就指了一下我们，好像要让我们出去，又不是要我们出去。指完他就转过身子坐回去了。那我的理解就是，哦，他让我们再出去转塔。”
等刘虹位转完三圈再回来时，厅堂里的喇嘛已经不见，老明盘腿坐在地上，双手托着腮帮不说话。有人提着茶壶拿着两只碗走过来，为老明和刘虹位斟上两碗酥油茶。
老明看在倒茶时，那人的手指浸到了茶里，不肯喝。刘虹位说没关系，茶是干净的，来一口尝尝。老明勉强喝了一口，说太油腻，又放下了。刘虹位先把自己那一碗喝了，接着又端起老明那碗也喝了。他觉得真是太香了。
走出佛堂，遇上两个小孩。刘虹位记起兜里还有糖，就掏出来拿给他们。这时候，从远处一下跑过来好几个小孩，围着刘虹位哇啦哇啦地说话，管他要糖。
“我那高兴劲儿一下起来了，我喜欢孩子，看见这么多孩子围着我，我太开心了。糖发完了以后我就掏现金出来给他们，十块二十块。过来的人越来越多，大人小孩都有。然后我把身上五十、一百的也都掏出来给他们，最后我身上一块钱也没有了，我就告诉他们，都给你们了，我没有了。”
看着刘虹位兴冲冲地发糖发钱，老明在旁边跺着脚骂。刘虹位你疯了吗？他们是来骗你钱的，你是个傻子！刘虹位说你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反正我也给完了，走，我陪你下山。
这时有个男人没有走，一直搂着刘虹位。刘虹位跟他说，我没有钱了，都给完了，你看我兜。刘虹位把兜翻出来给他看，说你别抱着我了，我真的一毛不剩了。但那男人依然跟在刘虹位身边，和他们往前走。
“我跟老明说，老明，你拿五十块来，我给他。老明说，你他妈疯了，这是我的钱，我凭什么给你？你自己的钱给完了，凭什么找我用我的钱？我说你的钱先借给我，不就是我的钱了？我到山下就取给你行不行？老明说，不行。”
刘虹位只好停下来，指着老明跟那个男人讲。我没钱了，他有钱，但他不肯给我，我也没有办法。刘虹位以为这样说完那个男人会很不高兴，可能会恨他们一眼什么的。
但没有，那个男人对他俩微微笑了一下，躬了一下身，才转身离开。
倒是老明，一边走一边恨了刘虹位好几眼。刘虹位追上老明，说我请你吃碗牛肉面再走吧。老明问他，你有钱吗？刘虹位说，也是，那你请我吃一碗面再走吧。
到了山下的面馆，老明叫了两碗牛肉面，自己刚吃两口就放下了筷子。刘虹位又呼呼啦啦把两碗面都吃完了。老明说，我要回去。刘虹位说，你才刚到就要回成都？老明说，不回成都，去县城找一家酒店呆着，叫卓玛过来。
“我就急了，我说你赶紧滚吧！人家是那么纯洁的姑娘，你才是真的疯了。”
站在面馆外的路边，刘虹位对老明说了句，咱俩不要再见了，就转身往山上走。
独自上山的一路上，刘虹位前所未有的崩溃。
“我这么虔诚，也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身边的朋友不理解我，我妈不理解我，我没有女朋友，我爸也疯了。”
“我就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
刘虹位的爷爷是老革命军人，建国后，携妻从山东济南到四川重庆工作定居。刘虹位常听父亲讲，爷爷很疼爱自己，可惜很早就过世了。刘虹位从小跟着会做百家宴的外婆生活，他已记不太清那时外婆的长相，却清楚记得外婆身上的气味，以及夏天时外婆总在手里摇着的一把大蒲扇，没有那把扇子在头顶上摇凉风，刘虹位就要像小娃娃一样闹觉。在外婆身边待到小学四年级，父亲将他接到广东，之后每年只有很少的机会能再见到外婆。
外婆过世，等刘虹位赶回重庆时已经盖棺。
家里亲戚让他上前去摸摸棺材，说好沾点运气，保佑他日后升官发财。刘虹位不肯，他讨厌把死人的丧事办成活人的喜事，讨厌不让故去的亲人好好休息，还要继续劳驾他们为活着的人服务。
在所有的传统节日里，刘虹位觉得清明节于他而言最为重要。每年清明，他都会回到故乡，为姥姥、姥爷和爷爷扫墓，和他们说说话。
刘虹位边走边哭，却还是和刚抵达的那天晚上一样，见到一位喇嘛就恭敬地打招呼，说您好、您好、您好。这时，在他左前方的一位喇嘛忽然疾步朝他走来，越走越近。到近前，一把拽住刘虹位，握起他的双手。
夕阳余晖幽微的光线下，刘虹位眼前是一张黝黑，布满沟壑般褶子的面庞。
只看皮肤，这是一位七十岁的长者，但当他的眼光刺入刘虹位的双目，刘虹位感到这是一位少年才有的清透眼神。老喇嘛将头靠过来，与刘虹位行了一个碰头礼。
“在那里，头碰头的行礼从宗教上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很想问他叫什么名字、多说上一句话，可他握住佛珠转身就大步走远了，没有回过头，就一直朝山下走，去他该去的地方。我就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不停地说，谢谢你、谢谢你……一会儿放声大哭，一会儿又放声大笑。”
前一刻刘虹位认为自己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这一刻他斗志满满。他走到半山处一个观景台，站在那哭够笑够了。掏出手机给父亲编了一条很长的信息。大意是他决意留在色达研习佛法，当一个喇嘛，在当地盖一座房子，将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点完发送键，刘虹位等着父亲回信给自己一个认可。但父亲只回复了简短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在这句话里，刘虹位听见父亲对自己说了无穷无尽的话。刘虹位再次哈哈大笑。
“笑完之后我上山回酒店，收拾好行李，拿上就往山下走，边走边笑，越走越快。走到山下给老明打电话，我说你在哪？咱俩回成都喝啤酒吧。老明说，我操你终于醒了。”
老明告诉刘虹位，自己正在县城的酒店，跟卓玛在一起。老明说不急赶回成都，等俩人看完天葬再说。
在县城宾馆见到老明，卓玛刚给老明输完营养液。卓玛在校学的护士专业，听到老明在电话里嚷嚷自己高反严重，卓玛背上医疗箱步行两个多小时从家里走到县城酒店，给老明喂药、打点滴。刘虹位到后不久，卓玛背起医疗箱，准备再步行两个小时回家。
卓玛走后，刘虹位问老明的第一句话是有没有伤害卓玛？老明闭着眼躺在沙发上，抱着枕头气若游丝，说你真他妈看得起我。刘虹位又问，你有没有给人家什么回报？老明说，你看到人就想给钱吗？
风逆尘迎面
从色达回到广州，刘虹位通过父亲的朋友，开始张罗自己的第一笔买卖。
刘虹位注册了一个品牌，做野生松茸的贩售，并为此特意请了一位德国设计师来做包装设计。因为是父亲的朋友，刘虹位先拿到了进货价五万元的货，预备售出后留下利润，再把货款给人家回过去。
一开始，刘虹位准备了很多箱松茸免费送给身边朋友试吃，指望他们吃着顺口长期订购，朋友们倒也很给面子，吃过以后都给了他不错的反馈，可是绝大多数朋友并没有说接下来要掏钱买，而是让他“再送一盒”。
刘虹位张不开嘴管朋友要钱，就这样，进过来的松茸全部免费赠送，自己不多的积蓄也在人家追要货款时悉数给了出去。
短命的松茸生意结束后，还是这位父亲的朋友，邀请刘虹位到北京考察其它项目。刘虹位到京，先后看了有机蔬菜种植、火锅店等几个项目，都不太感兴趣。某天，父亲的朋友找他，说民政部刚出政策，倡导民营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业，并聊到自己在广东番禺有块地，问刘虹位对于老年公寓这类项目是否感兴趣。
“他不是从社会公益，而是从商人角度来考虑的，但未来社会老龄化问题突出，这门生意对国家和个人都有好处，我愿意做。”
刘虹位挂着代表证，以一名广东商人的身份参加在北京亚运村召开的养老服务业大会，并就项目可行性开始长达一年的全国调研。
“那个镇是番禺最富有的地方，镇上有碧桂园、雅居乐等从广东走出来的第一波房地产商的楼盘。当地一位官员的儿子，叫阿进，也和我一样初出茅庐，想学着做点事，就把我们先叫到了当地一家酒楼，跟我们聊怎么执行下一步。那位牵头的叔叔，我爸的朋友，派了部门里面一个总经理过来，那总经理到了一看，我和阿进一个比一个岁数小，都无奈了，坐在饭桌前面直挠头。”
“阿进还挺上道的，当着我们给他老豆的朋友打电话，约了部门的领导第二天见面。那个领导说可以，明早八点，到办公室来一趟。我心想说，靠啊，从来没有八点之前起过床。”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刘虹位突然惊醒，一看手机，屏显上是阿进和总经理给他打的几十个未接电话。刘虹位给阿进回电，说要不换个时间吧，总经理抢过电话来告诉他，你以为约领导是订餐位吗？
“赶过去的时候，领导因为没等到我就先去开会了。我们坐在他办公室等了一个多钟头，他回来以后见我第一句话是，哟，你来头不小哇。他问我预备怎么弄，有什么想法，可以先谈谈。我就说了一句，那您是怎么想的？领导听到就惊呆了，说是谁要做事情？你问我吗？总经理赶紧站起来打圆场，说他们是第一次出来做事情，不懂的地方请多多包涵。领导就说，其实我们是第一批来咨询养老方面政策的人，当时他们也才刚刚接到指示，要引导地方往这个方向做。他说政府支持我们做事，就看想怎么做，是要盖楼建养老院、做养老社区，还是铺设点位的那种，他们会尽力支持。我听完就说，我先需要一间办公室，他说没问题，给你一间。”
刘虹位找来几位大学生，在碧桂园小区的活动俱乐部旁边设调研点，针对小区里的老年人做调研，看他们是否有进入养老公寓的需求、接受价格的范围是多少。但他很快发现，人们非常抵触这样的调研，担心是变相向他们推销保险或保健品。刘虹位就想了一个办法，从超市拉来几箱鸡蛋，只要填写一份表格就能领走一盒鸡蛋，调研这才顺利进行。
“我也看了很多国外的样本，但最终还是决定不做。因为这不是一桩简单的生意，它牵扯太多具体的老人的晚年生活。比如说，租房子是一个简单行为，我把房子租给你，按租赁合同走就可以。但养老公寓涉及到餐饮、医疗、住宿、保险……太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可能有这份心，但能力不到，做不好。如果只想赚快钱、热钱，那太不讲道德了。我爸后来问我，做不做养老公寓，我说不能做，也讲了原因，我爸说，你还算有点良心。我身边有一些商人，有钱就赚，也有的人是有原则底线的。我爸的一位朋友，当年深圳的房子两万块一平米，大家都买了，就他不买，他不买，也不准他老婆买，他说房子是老百姓拿来住的，这样做不讲道德。可他老婆还是偷偷买了，十一套，现在那房子十几万一平米，她也不敢卖、不敢提，怕说了就离婚。”
“我不是书记，目前也不是党员，我只是刘虹位。扶贫项目是我想去做的，西柏坡也不是单位组织和红色旅游团带过去的，是我自己想去。我曾经说，想好好活过，怎么才叫好？我给朋友讲，这条道路的立场是无私，观点是奉献，方法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朋友听完哈哈哈笑，说虹位你在说段子吗？我觉得他的反应很正常，就像当年国家提出‘劳动致富’一样，只有傻傻的信、傻傻的干，你才能傻傻的赚。真理从来都是朴素易操作，简单到一般人听了以为是在骗他。”
养老公寓的项目停止后，刘虹位清闲了一段日子。在父亲来电询问他是否对扶贫项目感兴趣不久，刘虹位在母亲的介绍下相过一回亲，那也是他人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相亲。
在饭店，女孩由他父亲带进包厢。跟在后面五位，分别是女孩的母亲和另外两名女士以及她们所生的女儿。一行七人在刘虹位面前落座后，女孩的父亲率先说话了，他向刘虹位介绍自己的女儿，说她刚从国外留学归来，当务之急就是嫁人，希望刘虹位借这次吃饭好好把握。饭桌上另外两名女士赶忙帮着说话，说年轻人的事大人少插言，让孩子们自己多交流。
刘虹位带着女孩到了楼下的咖啡厅，一坐下，女孩就开始掉眼泪。女孩告诉刘虹位，因为自己没有结婚，她如今是这个家里最没有地位的人，今天陪她来的大姐和二姐都嫁得不错，这给了她很大压力。刘虹位赶紧劝她别哭，说被人看见还以为是欺负她了。刘虹位又问女孩，自己回国以后最想做什么，难道是嫁人吗？女孩说，我想学小提琴，刘虹位告诉她，想学音乐是很好的事，应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女孩这才抬起头，看着刘虹位笑了，小声说了句，嗯，我觉得你挺不错的。
回到包厢，女孩的父亲看了一眼女儿，心里大致有数。便对刘虹位说，看你们聊得不错，那就下个礼拜举行婚礼吧，先给你卡上打两千万，下礼拜之后她跟你去河北，你俩办公司。
“我就赶紧给我妈使眼色，让她帮我说句话。我妈压根儿不理我，就坐在那直乐。我现在想想，两千万啊，也不是小数目啊。后来我和这个女孩还有过联系，我问她有没有学音乐、过得好不好，她告诉我都挺好的。”
这次相亲让刘虹位开始重新看待女性，尤其是自己的母亲。他的母亲曾经是印刷厂的一名印刷工人，会画画、写美术字，当年去西双版纳等地写生，是一位有才艺的知识女性。改革开放之后，四川、湖南等地的人大批涌进广州做服装生意，他母亲也与父亲一同到了点石成金的地方，开始创造和落实个人的财富之梦。
“如果以前女性看到的世界只有一张A4纸那么大，那当代女性看到的是巨型LED屏，整个世界都在她眼前，她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关系中的附属，她们也会有自己想实现的独立的人生。甚至在一个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反过来帮助男人度过难关。当然，这里面也有风险，未必所有男人都希望妻子精明强干。”
“刘昊给他父亲在海南买了房，乐队上了央视的节目，他爸妈都很高兴，刘昊觉得总算给父母有了一份交代。那我现在也理解母亲了，她和我父亲给我最好的，就是让我自行选择的权利。我不必像那个相亲的女孩一样，着急结婚、不敢学音乐。我想做的，就是父母支持的。以前我很愤怒，觉得一切都让我痛苦、逼我拧巴，现在想来，谁都有痛苦，谁的痛苦谁自己消化，或者说，假装自己可以消化。”
刘虹位认为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并非无成本、无风险，无论国家、区域、阶层还是个人，都承担着改革与发展中的相当具体的成本与风险，而这些并非人理所当然要承受的。人们在人间课堂中自学不被击垮的绝招，争相变得更有适应力、韧性和弹性。
这多么令人心碎。
“我刚从上海回北京，给一位叔叔开过一段时间的车。他当时做的事相当于一名掮客，每天迎来送往安排很多社会关系。有天晚上，我帮他送一个女生回家，那个女孩是北京一家艺术学院的。车上一路都在跟我哭，讲她出来做的一些事情让自己很痛苦。但你知道吗？她没有办法，我听到她讲这些，我也没有办法。我帮忙开车的这个叔叔的儿子，在卖电话卡，叔叔很郁闷，让我去劝他儿子。他儿子就跟我讲，他很厌恶他父亲做的工作，他宁愿卖电话卡也不想参与他父亲的所谓事业。那种日子也确实招人厌恶，我开了两个月的车就不干了。”
“可说真的，我理解他父亲，他上有老，下有小，一个中年男人在社会中，就必须保存和发展他的地位。他心灵上可能是田园牧歌或者怎样，但现实条件不允许，他要通过复杂的关系运作去维持他的生活，这无可厚非，每个人都在承担疾速发展的成本，承担痛苦。”
当然，“政治”是不需要安慰的，政治家还可以写出诗词安慰自我和三军将士。刘虹位如是认为。总要有人安慰无法自我安慰的人，照拂没有能力自己安抚自己的人。
刘虹位喜欢吉尔·德勒兹的一篇对谈文章，《控制与生成》，里面有他以为切中要害的观点——
“艺术家只能呼唤人民，他们的事业从根本上需要人民，他们不必也不能创造人民。艺术就是抵抗者，它抵抗死亡，抵抗奴役，抵抗饥馑，抵抗耻辱。但是人民无法从事艺术。人民如何创造自己？在怎样可怕的痛苦中创造自己？当人民创造自己时，他们是以自己的手段进行的。”
艺术家与抽象的“人民”的共情关系总是纠结的、矛盾的，刘虹位也不例外。他一方面认为扶贫过程中，他的一部分贫乏被土地和具体的个人补足了。另一方面，优越感也如一位打扮得比新郎还隆重的婚礼司仪，一时半会下不来台。又比如，刘虹位认为最有摇滚精神的人，正是那位擅写诗词的政治家。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上午是不讲法的，而是要出门去向人托钵化缘，乞食对象包括很多贫苦的人，是佛要让他们知道，他们也能通过布施与供养，获得生而为人的尊严。那我在和农民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高高在上的心态，拿顽固、落后、不开化的名词乱套人？还是有一天我也会真诚地，相信他们也能教给我实实在在的东西。每个个体都需要一个集体作为自我认同的依托，我们相互需要。”
“父亲对我说，虹位，你要穿布衣。我暂时做不到生活中披上一件褂子就出门，那先从精神层面来。”
有些创作者的生活波澜不惊，常流连艺术，寻求虚构层面的冲突、不幸与晦暗不明。有些创作者，如刘虹位在朋友圈发的一条描述画家梵高的状态，“He transformed the pain of his tormented life into ecstatic beauty（他将生活的痛苦折磨变成了梦一般的美）.”
当下的刘虹位似乎在努力将自己不甚完美的人间用户体验，转换为色调温暖的音乐情绪，在每一个段落背后，那个声音小心地、试探性询问，“Can you feel my love（你能感受到我付出的爱吗）？”
每一口苦，都为了留待此刻，更准确地想象与描述甘甜。
作者董夏青青，青年作者
编辑 | 蒲末释
▼
每周一三五 晚十点更新
也许你还想看
全民故事计划正在寻找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讲出你在乎的故事，投稿给
tougao@quanmingushi.com
故事一经发布，即奉上千字300元-1000元的稿酬
原标题：《我只是刘虹位》
阅读原文
